摘要：张爱玲与严歌苓都是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都具有关注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与张氏执着于描写女性在家族家庭、恋爱婚姻中的命运不同，严歌苓更善于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以个人的沉浮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并利用中西文化夹缝中特殊的身份，书写大陆的政治霸权生活以及西方视野下的文化心灵的冲突。

　　关键词：张爱玲；严歌苓；女性；两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1-0099-06

　　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孜孜致力于女性题材并作出杰出贡献，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应该算是严歌苓了，陈思和曾认为“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①。他还认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复兴的“张爱玲热”也是由港台延伸到大陆的。张爱玲已于1990年代悄然去世，而严歌苓此时灿然成名，历史似乎冥冥中传递着某种能量，将两人放在一起比较，个中联系还真耐人寻味。

　　首先二者拥有相同的悲剧式的人生观和关切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

　　张爱玲悲剧式的人生观在研究界已得到公认，这主要来自其没落贵族的身世，离异家庭的寂寞童年、战乱动荡的人生经历、爱情婚姻的不幸遭遇以及作家独有的敏感荒凉的精神世界，在这点上，尽管严歌苓生活时代晚了一个多世纪，二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严歌苓也是一个悲剧观念极其深厚的女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对人性是比较悲的人，……我的经历使我认为人生的悲剧是注定的。”③在散文集《波西米亚楼》中她这样写道：“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了这三个因素。成功还没影子，三种不幸却始终鞍前马后跟着我，与我熟得不能再熟。”④

　　由于生长在一个文学修养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严歌苓从小就敏感早熟。8岁时亲历文革，青春年少时的军营生活中，既体验了集体熔炉的飞扬腾跃，也经历了被欺骗被出卖的凋零的初恋，成年后失败的婚姻、走出国门后“生命移植”的疼痛，等等。由于过早目睹了社会现实的迷乱与不堪，她更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无奈和痛苦，尤其是作为女性，“当时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恐怖和莫测，围拢来，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因为很敏感，所以才把这种经验永远融合在我的作品里，变成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所以很多人能看到我作品的阴影。”⑤“我喜欢在悲伤的故事里找到审美价值”。⑥

　　家庭的不幸、情感的挫折、社会的动荡、人生的孤独，等等，两位女作家同样用笔墨吐露心声，通过独特的视角关注世事，尤其关注的是女性的生存状态。

　　张爱玲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旧时代的“怨女”形象，由于没有生命的尊严、没有自主的权利，为了生存而将嫁人作为谋生的手段，或甘心或无奈地做了男权社会的女奴，上演了一幕幕无爱的悲歌；严歌苓也一直致力于书写女性，解剖女性的生命与情感。作家曾经坦言，“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而她着力要表现的，则是女性身上最本真也是最原始的人性特征。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到《扶桑》、《少女小渔》再到《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演绎着一出出令人震憾的悲剧故事。她们或者在生存的边缘上徘徊，或者在爱情的泥沼中挣扎，深沉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贯穿了严歌苓创作的每个阶段。

　　另外，二者在艺术表现上都具有视觉化效果，讲究色彩、光线、节奏、韵律等的使用，所以，很多作品都被搬上银幕，并获得成功。

　　但毕竟，两位女作家隔了一个多世纪，严歌苓在时代的变迁中呼吸到了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的气息，她是主动走向并接纳社会的变革，走向灵动的西方，而非张氏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的无奈割舍和被动剥离，特别是严歌苓从另一个视角反观古老的中国，移民化写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爱玲一生沉溺于往日苍凉古老的情调，直至晚年还依然坚守斑驳泛黄又神秘隐晦的记忆，与世隔绝，所以二者笔下就有了诸多的不同。

　　一、“人生素朴的底子”

　　与广阔残酷的历史背景

　　张爱玲生长和生活的圈子相对较窄，她规避了时代的变迁，而把目光聚焦在洪荒历史的实际构成者——普通平凡琐屑的弱小者身上，她善于写小人物的常态生活，“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⑦写没落贵族的家长里短，写新旧女子的小委屈、小情调，尽管张氏的经历也算得上风风雨雨，但她骨子里的“荒凉”感表现出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一贯的冷然态度使她的创作有种“他者”的感觉，作家采用了冷峻讥诮的叙述风格，好比《传奇》第一版的封面中突兀探寻旧式家庭的现代女子，在不动声色中消解“人生飞扬的一面”，展示“人生最素朴的底子”，通过繁复细致的生活图景的描述展示现代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人性的脆弱与悲哀，人生的孤独与荒凉。

　　相比而言，严歌苓的创作显得明朗蓬勃热烈了许多，这除了作家性格和精神气质（严歌苓的父母均具有艺术气质，本人又是舞蹈演员出身）的差别外，更是由于置身环境的不同。严歌苓生活的时代是先给予希望又将希望彻底毁灭的时代，是反人性反理性的时代，诡谲多变的时代浪潮既充分激发了人性又残酷地扼杀了人性，人类命运更加诡异莫测，人性更加复杂和扭曲，她曾说过：“‘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很多年以后回想起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是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10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⑧

　　因此，她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非常态的生活，尤其关注社会意识形态高压下的女性生存问题，故事更具传奇性、丰富性和曲折性。她早期大量的作品里都以文革为背景，如《雌性的草地》、《天浴》、《人寰》、《白蛇》、《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写文革的惨烈和对人性的践踏；移居海外后，视角更为开阔，在中西文化的视域下关注夹缝中移民的生活，借助中国几代移民的历史背景，她创作了诸如《扶桑》、《少女小渔》、《无出路咖啡馆》等优秀作品；还有一部分属于“宏大叙事”建构下的小人物的存在主题，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将个体置于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中，在人类文化丰富复杂的语境中，既拷问人性，又揭露历史，关注生命本真。《第九个寡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版莫言的《丰乳肥臀》，王葡萄的一生就是在起伏不定的政治环境下的挣扎与坚守，每一次的遭遇都伴随着人性的赤裸裸的展示——直至扭曲与扼杀。可以说，严歌苓的小说对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揭露是颇为深刻的，而作家的叙事风格，已经不是冷静旁观，而是置身其中，寄托了强烈的爱憎，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同时，严歌苓的创作有意无意间使不同文化杂陈在一起，在人物更迭错杂的故事中、在人性的碰撞中展示了不同的文化色彩。比如《扶桑》中展示的中国人强烈的生存意识，即只要能活下去，就可以忍受任何严酷的环境、非人的待遇，女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坦然、混沌、安于天命、逆来顺受，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命哲学的体现，而西方男孩克里斯清澈明朗、勇敢冲动、自我反省、不断救赎，也正是西方宗教思想、求真思想的体现，而二者恰好发生了致命且极具诱惑的爱情，在旁人毫无觉察中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恋。而扶桑身上还具备了基督教“受难”、“宽容”、“救赎”的气息，“她对自己生命中的受难没有抵触，只有迎合。她生命中的受难是基本，是土和盐，是空气，逃脱，便是逃脱生命”⑨。在对苦难的超越中使精神始终保持自由并得到升华，这正是儒家文化的“顺天知命”生命哲学与基督教的“宽容献身”的博爱主义的巧妙融合。

　　《小姨多鹤》中小环的口头禅就是“凑合”，一切都可以凑合，只要能生存下去，吃的、喝的、用的，甚至是爱情婚姻、家庭孩子，都可以凑合。而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女孩多鹤，也逐渐习惯了这种凑合，只是在点滴细节中还固守着一些本族文化的尊严。两个女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断磨合、不断谅解，共同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

　　二、蝴蝶标本与活水中的游鱼

　　张爱玲善于用形象的比喻描写女性人物形象，诸如“屏风白鸟”、“冷而白的大白蜘蛛”、苍白乏味的“淡黄的母鸡”、“冗长而单调的连续剧”等，最典型的就是其代表作——《金锁记》中的“蝴蝶标本”，这些都是女奴时代的缩影，深刻描摹了男权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令人触目惊心。

　　严歌苓的创作中，除了《白蝶标本》写出一段女性身体遭遇集体施暴的残酷记忆外，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可以用“鱼”的形象来表达。严歌苓曾说过：“男人生来就是为政治、战争、竞技场上的争夺，要他们善良，就等于不给他们事做。他们只要正直，正直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成分就已足够。而女人应该善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每个女人，在我想象，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不同的是，那沉睡的小人鱼在一小部分女人身心里常常醒来，而在绝大部分女人那儿，只偶尔醒那么几回。但无论如何，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⑩

　　所以，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大都经历不凡，即使是看似平凡的生活，也会过得有声有色。生活背景成为无尽的河流，时而平静，时而翻腾，有时惊涛骇浪，有时暗流涌动，而河里奋力游动的就是一条条灵巧的小鱼。比如《小顾艳情》、《一个女兵的史诗》这一类，普通平凡的女孩子为了爱情就像童话里的美人鱼，爱得义无反顾，甚至失去自我，用柔情和诚挚守护心中的男人；比如《第九个寡妇》、《扶桑》、《小姨多鹤》等一类，刻画了一系列善良温柔、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她们通过不断的奉献来拯救着男人的肉体与灵魂，她们的人性光辉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厚德载物、包容一切的“地势坤”的符号，亦或是西方文化中悲悯救赎的“圣母”形象；当然还有一类如《无出路咖啡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花儿与少年》等，这些存在于异国他乡的中国女性更像是漂流到陌生沟壑的小鱼，唯有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求得生存，但重要的是一旦与本真的善良和尊严发生冲突，她们会毅然决然地甘愿放弃所得。正如《少女小渔》，“成为一种性格，她像一块抹布，包藏了各种肮脏污秽以后自身却发出了一道粼粼的光泽”。

　　归根结底，严歌苓毕竟与张氏在生活年代与境遇上有所不同，尽管张爱玲本身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女性，但她生活的年代中大多数女性是依附于男权社会而生存的，在日常琐屑平庸的生活中消磨生命活力，她的目的是揭示女性之所以沦为女奴，不仅仅在于社会的压制、男性的控制，更多可能就来自女性或者说人性自身的软弱，尤其是人性在物质世界面前的不堪一击。而严歌苓经历了国内严酷荒诞的政治气候，又有冷漠孤独的海外留学生存境遇，因此，她笔下的女性的遭遇由于被安置在波诡莫测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因而就来得更直接、鲜明、更令人触目惊心。而种种悲剧制造者既有物质性（这多体现在她的海外作品，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但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人性的异化。如果说，张爱玲用《花凋》表达了父权话语下女性囚笼中的挣扎，用《金锁记》书写了女性在物欲中的沉沦，那么严歌苓早期大量书写女兵系列以及文工团生活的小说，就是一曲曲在政治阴谋摧残下的凭吊女性的挽歌，这些早期作品明显带有严歌苓自身的影子。这些女孩子早早加入了所谓的革命大熔炉里，她们单纯善良、多才多艺、满腔热忱，有狂热的政治理想，渴望在新时代、新社会锻造自己，磨练自己。但最终，冠冕堂皇下掩藏的总是罪恶，虚假崇高的背后是肮脏与毁灭，一个个花样的少女还没有正常地绽放就凋谢了。“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和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輥？輰？訛

　　张氏的气质是悲郁沉静的，她重在写普通人的渺小与无奈，她采取相对静态冷静的客观叙述，对人性神圣的一面进行解构。而严歌苓尽管是成长于大陆的政治话语霸权下，但精神气质上有反叛抗争的因子，她满腔热情、蓬勃如火、爱憎分明，她特别善于写善良纯真的人性如何在狂热扭曲的政治话语高压中被扼杀、被毁灭，所以她们的悲剧可能更令人叹惋，她对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揭示更直接、更警醒。

　　三、两性关系的不同

　　张爱玲骨子里的荒凉感使她对爱情决然不相信，笔下也几乎没有爱情发生的可能，她更愿意描写在以婚姻为保障前提下的女性的心机，所以，白流苏会时进时退，曹七巧会泼辣算计，霓喜更直接将嫁人当做一个个跳板以求得安稳，大都缺乏两性相吸的激情，即使如《半生缘》、《不了情》中有短暂的爱情出现，也抵不过惨淡现实的摧残，所以她笔下的女性多为“情欲物欲的女奴”、“荒原上的女体”、“受禁的少女”，与男性抗衡的女性，以受虐变形扭曲的方式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而她对男性的批判与解构则更是不遗余力，他们大多为去势的、无能的遗老遗少，或是身体残疾、或是心理猥琐，是作为张氏对人性恶的另一面解读。同时，也由于自身的遭遇，对女性身上所应具有的母性，张爱玲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解构，她认为“母爱这一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的文章”？輥？輱？訛，所以她笔下很少有正面的母性形象描写，母女关系也是非正常的。

　　严歌苓与张氏的不同在于，她写出了正常的两性关系，尤其是以泼辣的旺盛的情欲为维系基础的两性关系，灌注了她对于完美人性的希望和理想。她认为“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輥？輲？訛，善良、宽容、温顺、谦卑、坚忍等一系列最完美的品格，严歌苓将这种美德命名为“母性”或“雌性”。母性或雌性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也是透视人性的一个极佳视角。严歌苓曾对“雌性”做过这样的解释：“它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輥？輳？訛，毫不掩饰地道出了对这个概念的偏爱。她理想中的女性大都不是现实社会中所谓的“精明人”，而都是有点“痴痴的”，混沌质朴，但她们都无一例外具有那种平实、真切、善良、宽容的品格，是拯救男性的受难圣母形象。比如扶桑作为弱者的姿态“跪着宽容世界”。作家认为“在跪作为一个纯生物姿态形成概念之前，在它有一切卑屈、恭顺的奴性意味之前，它有着与其所平等的、有着自由的属性”？輥？輴？訛；比如少女小渔“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硕得沉甸甸了”？輥？輵？訛，这种外在形象气质恰如奥涅尔笔下的地母形象，她们都卑微地、顽强地以母性的宽容、顺从、善良、高贵来抵制与应付种种恶劣的环境。

　　《小姨多鹤》中尽管小环与多鹤关系微妙，身份特殊，但在吵吵闹闹中两人互相扶持、互相包容，共同维持和守护着一个家，守护着孩子，她们的善良、宽容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书写了人性的闪光点。《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更是严歌苓笔下女性母爱的化身。陈思和曾这样说：王葡萄是“中国民间的地母之神，她的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永远是人性的庇护神”，“她（地母）的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永远是人性的庇护神。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的真正强者，她默默地承受一切，却保护和孕育了鲜活的生命源头……”？輥？輶？訛

　　王葡萄的“浑然不分”表现为“她的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称得上真正的仁爱，正如大地沃土，无论如何遭受世上万物的蹂躏践踏，它总是会无比坚强地滋生出真正的营养，来哺育万物生命的成长。”？輥？輷？訛她不管在什么样的动荡气氛中，都本着最纯真最善良的内心救助着每一个人，她的爱与不爱都源于自身的情欲，而朱梅、孙少勇、冬喜、春喜、老朴等都为她的女性气息所迷醉。在她身上，女性以自在自为的生命本真状态解构了历史，凸显了生命的本真，完成了对传统道德的坚守与超越。

　　同时，严歌苓笔下的男性形象也丰富细致。一类是如欧阳萸、徐北方、里昂等具有艺术气质的男性，他们生活能力较弱，但才华横溢，他们就像艺术品，精巧纤弱，但极具诱惑性，是女性崇拜欣赏、舍身爱护的对象；一类如孙怀清、都汉、叔叔等，坚韧刚强，阳光开朗，有极强的生活能力，他们是女性的引领者或是守护者。还有一类如安德烈、亚当、周先生等一系列的西方（或西化的华裔）男士，他们在西方话语的霸权下对中国女性采取或怜悯或轻视或排斥或抵御的方式，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

　　严歌苓从男女性别差异出发，倡导以“自然意识”与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抗，强调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情欲、生殖、母性等，以此来反衬虚幻的“革命名义”与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名义的荒诞。但有关女性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也抵不过社会政治意识的压制。所以同样是写悲剧，张氏是彻头彻尾的、冷到骨子里的荒凉，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则像是经历了一场狂暴的烈火，激情燃烧殆尽，直至毁灭。

　　除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以外，两位作家都涉及了另外一些特殊的两性关系：即父亲与女儿、母亲与儿子，不过，张爱玲只在《心经》与《金锁记》中有所表现，而严歌苓则在比较多的作品如《雌性的草地》、《人寰》、《花儿与少年》、《红罗裙》等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与揭示，充分体现了政治意识、父权制、西方霸权话语以及生存困境下的特殊复杂的两性关系，同时，还有诸多如《白蛇》、《阿曼达》、《人寰》、《橙血》等大胆涉猎同性恋题材的作品，探讨了曲折环境下人性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在具体描写人物形象和两性关系的细节上，张氏的写作像是中式背景下的传统戏剧，从全知全能的角度，多运用眼神、手势、情调的暗示，通过象征和潜意识的手法、意象的构筑来表现，作家的机锋伶俐冷静地藏在作品深处，作品缓弓慢调、古典韵味十足。而严歌苓受西方叙事学的影响，具有浓烈的学院派风格，通过字正腔圆的直白表露与大段的心理描写来展示故事情节。同时，她还经常采用多重叙述的结构，多重人称的交织运用，大胆采用元叙事的手法，并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叙述中，爱憎好恶溢于言表，情绪波动起伏，画面色彩斑斓，令人应接不暇，仿佛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西洋话剧、歌舞剧。

　　张爱玲曾经在散文集《流言》中盛赞“蹦蹦戏”中的女旦，说她们即使是地老天荒也能夷然地活下去，她还特别欣赏日本木刻画中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坚实的地母，她曾在《谈女人》中说过：“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的《大神勃朗》一剧中的蒂姆娘娘，……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像一条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輦？輮？訛。但由于自身童年生活的阴影，理想的女性形象在其小说中总是缺席的，但如今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或说是雌性）形象填补了这一缺憾，她顽强、慈悲、宽厚、淳朴，构成了严歌苓作品的基调。不过，张爱玲在走出国门后的创作依然沉溺于对旧式家庭中女性形象的书写，或是着力于对旧作的整理，在题材的挖掘上略显局限，而严歌苓在流散海外时恰恰利用了中西文化夹缝中特殊的身份，无论是以疏离的姿态写大陆的政治霸权生活，还是写西方视野下的种种心灵文化的冲突，都来得得心应手，这使她的小说创作一次次达到了高峰，并屡次获奖，近几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多，且其中不乏大家手笔。

　　罗素认为：“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

　　张爱玲与严歌苓都是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对于历史的书写无疑是属于后者的，她们并不热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写作中自觉抵制政治意识和官方影响，笔触直达人性，昭示了女性在自我解放、自我发展中的困境与出路。不过，与张氏执着于女性在家庭家族、恋爱婚姻中的命运不同，严歌苓更善于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以个人的沉浮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女性身份成为严歌苓切入历史的叙述视点，这种独特的性别立场既是对个人化写作立场的坚持，同时又消解颠覆了权威话语和主流的历史叙事模式，在文学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为女性文学得以延续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